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踏上归国列车，21军扎到山西，军部在大同，各师散在临汾、榆次、大同几个地方。 这些在朝鲜坑道里熬了好几年的兵，心里想的全是回家、休整、安定下来，总算不用天天盯着敌人的炮弹，能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可没过几个月，一纸命令下来：21军调出两个主力师，打起背包西进青海。 当时的军参谋长胡炜直接提出了异议，他说，北京军区还有五个军，全都回国好几年休整透了，凭什么非得让刚回来半年的21军去？在场的人都觉得这话在理，就连北京军区的干部也说这个安排不公平。 可上级没改命令，为什么？上级的理由，其实也站得住脚。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青海果洛、玉树还有甘南合作一带，就陆续出现了有反华势力支持的武装叛乱。 叛乱分子攻打县城，袭击地方政府，捕杀基层干部和亲近政府的藏族人士，局面很快失控，波及了二十多个县。 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很快蔓延到青甘两地三十多个县，中央判断，这件事拖不得，拖得越久，烂得越大，越难收拾。 可当时西藏军区的野战力量是原18军改编的，体量有限，兰州军区也没有成建制的野战主力，只有零散的独立师，只能从内地调兵，最终定的方案就是54军从成都入藏，21军两个主力师从山西入青海。 上级为什么偏选21军？说穿了两个原因，第一，21军在朝鲜前线待了多年，一直保持一级战备，部队的纪律、反应速度、作战节奏从来没松过，而那几个早就回国的军，在和平环境待了好几年，不少部队战备状态确实参差不齐，有的早就松了劲。 第二个是现实问题，21军驻山西，是北京军区离青海最近的部队，从天津、张家口调兵，路程远，耗时长，成本比从山西调兵高得多，战事吃紧，等不起。 这么捋下来，上级的选择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异议没被采纳，命令照样执行。 1959年3月24日，61师、62师陆续登车出发，军长肖应棠、政委杨银生、胡炜组成军前指带队西进，副军长符先辉留下来管山西驻地的事儿。 列车抵达兰州之后，再往青海南部、甘南没有铁路，部队大部分路段依靠徒步，辅以少量汽车、骡马向前开进。 61师4月5日赶到青海享堂，62师4月7日进到甘南临夏，兰州军区副司令李书茂当场通报敌情：合作地区叛乱武装过千人，果洛也过千，玉树有七八百人。 作战部署很快定下来：61师主力打果洛，抽一个团去玉树，62师集中对付玛曲的叛乱武装，战术用分进合击、包抄迂回。 计划看起来没毛病，可现实给了所有人一巴掌。 这群从平原出来的兵，没有一丁点高原作战经验，连高原适应训练都没搞过。 一往高原走，海拔一点点往上跳，起初只是头疼乏力，慢慢的，不少人喘不过气，腿软得迈不动步，行军速度越拖越慢。 平时一个钟头能走完的路，这里要花两三倍的时间。 更要命的是急性高原肺水肿，说来就来，来不及救治人就没了，有战士没摸到敌人的边，就倒在了进军路上。 参加过平叛的老人后来回忆，那时候几乎人人都生病，所有人身体适应高原，平均要花两个月。 4月20日夜里，两个师按计划同时发起进攻。 结果，不少部队没按时进到预设阵地，动静提前漏了，叛乱武装一发现不对，早就跑没影了。 打下来一统计，两个师一共才抓了三百多俘虏，首战失利。 胡炜后来在回忆录里直白总结：我们对叛匪行动的特点研究不够，特别是高原气候对部队行动的影响认识估计不足，还是按通常的情况部署战斗，这个教训得认真汲取。 而此时军前指也反应过来，原来那套大范围包抄、集中歼灭的平原战法，在高原根本走不通。 叛乱分子熟悉地形，跑的比我们快，一看被围就化整为零散进山里，追也追不上，兵力铺太开，还容易给对方留空子。 打法必须改。 很快就换成了分别驻剿：61师主力转去玉树，果洛留下一个团就地搜剿残匪，62师在甘南合作分散扎据点，以点控面，一点点挤叛乱武装的活动空间。 同时展开政治工作，对被裹挟的人开出来劝降政策，给普通牧民做工作稳人心，毕竟单靠打，解决不了根儿上的问题，把群众拉过来，才能断了叛匪的活路。 两个月过去，部队慢慢适应了高原，体能上来了，战果也一点点攒出来。 61 师从 1959 年 4 月一直打到 1961 年初，前后将近两年，仅果洛、玉树方向累计歼灭叛乱武装 7846 人，解救被裹挟群众 18673 名；62 师打到 1960 年 12 月，完成甘南玛曲、合作一带的平叛任务。 之后两个师陆续回撤，回到了山西驻地。 很多人不知道，21军这支队伍，从解放战争打出来，进朝鲜守了多年前线，回国没歇几个月又上了高原。 军长肖应棠是陕西长安人，参加过长征，是开国少将，性子沉稳不爱说话，指挥从来稳扎稳打不冒进。 胡炜就是那个敢提异议的参谋长，29岁就当上了61师师长，敢说真话，出了问题也不甩锅，说调动不公平就明说，打输了也自己担着，提异议是尽参谋长的职责，上级不采纳，就不折不扣执行命令，这就是那代职业军人的样子。 21军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可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