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se 《再见UFO》2018年拍完，2019年当过香港亚洲电影节的开幕片，后来因为发行理念分歧，一直压着没上院线，一搁就是将近八年，直到今年3月才正式公映。 《再见UFO》（2019） 紧接着它在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拿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等五座奖。一部在院线缺席这么久的片子能掀起这么大声浪，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讲的故事，从1985年的华富邨一路讲到了2003年4月1日。 坐进影院的观众，心态刚好落在一个回望过去二十年的坐标上。再加上Shine和蔡卓妍这批千禧一代偶像聚在一起，单凭这层情怀，就很难不让当下的香港观众心动一下下。 但如果只把《再见UFO》当作一部怀旧电影来谈，会低估它的野心。编剧江皓昕和钱小蕙想写的，不止是从前有一个美好的香港，后来消失了。他们更想追问，香港人是怎么在所谓黄金年代里，逐渐丧失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 经济越成功，人生道路越被定义得狭窄。挣钱、买楼、结婚成为证明一个成年人合格的全部标准，仰望星空逐渐等同于不成熟。片里的UFO，指的就是那份还没完全被功利社会磨平的想象。 江皓昕在采访中提到，他从香港飞碟学会创会成员、影评人纪陶口中，听到那些八十年代UFO爱好者的故事，被他们「完全靠一个理想的画面而sustain整个人生」的执著打动，因为这种执著和香港社会「低头盯着眼前路」的主流精神刚好相反。 影片设计了三个人物，分别承载香港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命运走向。 陈子健从贫困和丧父的经历出发，把安全感全部转化成对金钱的追求。他炒股、投机，在九十年代的财富狂热中一度接近自己想象中的成功，最终在金融风暴中一铺清袋。 林可儿成长于相对稳定的家庭，走了一条香港中产价值体系中最标准的路线。好学生，会计师，一个看起来合适的婚姻对象，她的每一步都正确，因为她似乎从来没有主动选择过什么。 何家谦则是三人中最不合时宜的一个。他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从小被认定活不太久，结果奇迹地活了下来，却也因此始终保留着一种孩子式的信念。他是长大后唯一还死心塌地相信UFO的人。 三个人放在一起，构成一幅异常清晰的寓言图景。子健代表金钱驱动的上升欲望，可儿代表制度化的安稳路径，家谦则把全部赌注押在一种无法证实的信念上。结果金融风暴击碎子健，可儿在婚礼当天逃离她从未选择过的生活，家谦反而成为保存童年想象的人。 这套对应关系的优点和缺点来自同一个源头。它让影片在叙事上极其有效，两个小时里三条人物线交叉推进却始终清楚可读。 编剧用《请回答1988》式的方法，把香港历史划分为几个转折分明的年代，把集体回忆元素嵌入人物生活。《皇后大道东》响起的时候全民炒股，回归之夜倾盆大雨打在角色身上，2003年4月1日张国荣离世成为整个故事的终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被精确地分配了情绪功能。 这种精确同时构成了影片最大的局限。观众很少需要自己去建立历史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因为电影已经替他们画好了每一条连线。1985年负责纯真，九十年代负责欲望和膨胀，1997年负责转折，金融危机负责幻灭，2003年负责死亡和告别。 每个角色几乎只承担一个意义，每个时代节点几乎只承担一种情绪。甚至UFO这个本来应该具有不可解释性的意象，在片中也被非常明确地收拢为幻想和希望的隐喻。 它在形式上保留了一个谜，在意义上却几乎没有谜。这种处理方式的后果是，香港二十年历史变成了一条过于容易阅读的情感曲线。观众可以被打动，但不太需要思考。 影片对香港历史态度中最复杂的部分，藏在一个并未充分展开的矛盾里。它不断用音乐、旧屋邨、流行文化制造八十和九十年代的魅力，却同时在告诉我们，正是在那个黄金年代，香港形成了把成功等同于财富、职业和上升的价值体系。 编剧事后也明确说过，不希望年轻人只是认定过去最好，希望他们相信当下就是黄金年代。循着这个逻辑往下走，影片本该指向一个更尖锐的判断：所谓黄金时代本身已经孕育了后来精神失落的原因。 务实主义、炒卖文化和「三师」人生对人的规训，不是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的堕落，而是黄金时代的产物。 但影片对这个矛盾的处理停留在暗示层面，没有让它成为叙事结构中起作用的力量。三个人物仍然沿着从纯真到失落再到回归初心的弧线运行，历史的复杂性被情感的完整性覆盖了。 放在近年香港电影的脉络里看，《再见UFO》属于一条相当清晰的怀旧创作路线。这条路线没有形成严格的类型，但方法上高度稳定。 宏大的香港历史越来越少通过政治事件直接进入电影，而是缩进普通人的生活器物和地方空间。 例子很多，譬如《灯火阑珊》用消失的霓虹招牌写一座城市的消失感，《红豆》将九龙城的糖水铺和家庭代际冲突放在旧社区拆迁的背景下，《窄路微尘》把疫情时代压缩进清洁工和劏房的狭小生活，它最好的部分来自对普通劳动者和逼仄空间的耐心观察，还有《流水落花》，用十三年的寄养家庭书写时间在人与家庭中的流动。 《流水落花》(2022) 《七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