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18日，北京，华国锋、叶剑英同万里谈话，传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任命：不去湖北任第一书记，改赴安徽主持工作。对当时的万里而言，这不是普通调动，而是一场职务上的变化。 此前，中央原计划让万里到湖北接替赵辛初，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时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长期在地方和中央工作，处理经济事务颇有经验。就在他准备赴任时，李先念提出，湖北原有工作较为稳定，赵辛初可以继续主持，万里不妨改任第二书记。 一把手变成二把手，意味十分明显。万里没有当场争辩，只表示服从组织安排。随后，他向邓小平汇报此事。邓小平听后认为，万里有能力独当一面，若湖北已有安排，不如把他派往更困难的地方。 “安徽的情况比较复杂，那里需要能打开局面的干部。”邓小平的意见，切中了安徽当时的现实。 华国锋经过考虑，同意让万里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时间紧，要求他几天内到任，还专门安排了飞机。6月21日，万里抵达安徽，四天后出席欢迎会，正式接过这个困难重重的摊子。 安徽的问题，不只是干部调整那么简单。农业长期低产，工业发展迟缓，许多农村连温饱都难以保障。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任务层层分解，社员干多干少差别不大，劳动积极性受到压抑。账面上的集体制度仍在，实际生产却缺少活力。 万里没有急着发表长篇讲话，而是下基层摸情况。他后来走访安徽多个县，反复询问农民最关心的几件事：地怎么种，粮食怎么分，家里能不能养猪，卖点东西能不能补贴生活。看得越多，他越确认，问题不能只靠口号解决。 他主持制定的“省委六条”，核心就是给基层一定自主权。生产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生产责任落实到组，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落实到人；农民还可以发展家庭副业。政策并非一下子否定原有制度，而是允许各地在实践中寻找办法。 这一步并不轻松。有人担心，放宽管理会改变集体经济方向；也有人认为，农民分散经营不符合过去的规定。万里回应得很直接：“先把粮食种出来，让群众吃饱。”这句话没有华丽修辞，却道出了安徽改革的出发点。 1978年，安徽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旱灾，许多田地减产。万里主持研究对策，一方面请求中央调拨粮食，另一方面允许公社把荒地交给社员耕种，帮助群众种晚秋作物。这个办法被称作“借地”，在当时引起争论，但它解决的是眼前的生计问题。 事实很快给出答案。只要责任清楚，收成与劳动直接相关，农民的干劲便明显增强。肥西等地的试验显示，产量和收入都有变化。安徽省委由此认识到，单靠行政命令推动生产，远不如把权责交给真正种田的人。 1978年11月24日夜，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下分田到户的协议，约定按收成完成国家任务，剩余部分归自己支配，还留下了“出了问题互相照应”的约定。这个决定带有很大风险，村民心里都明白。 小岗的材料送到县里，又转到省里。万里没有只看文件，而是到现场了解情况。第二年，小岗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第一次向国家交足公粮，还清了过去的借款。对长期缺粮的农民来说，数字背后的分量非常重。 有人批评这种做法偏离集体道路，主张立即叫停。万里却把小岗和其他地方的实际产量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不妨让基层继续试验。他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各地根据条件办事，不要用一把尺子强行规定。 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提出农村改革不必拘泥于固定形式，关键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安徽的实践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逐步扩展。到1980年前后，越来越多生产队开始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有意思的是，这场变化并非从一纸文件开始，而是从灾荒压力、农民试种和干部担责中一点点长出来。万里的作用，既在于敢于支持基层探索，也在于把零散经验整理成政策意见，使地方试验能够进入更大范围。 1980年，万里调回中央，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继续参与农村改革。此后，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不断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边界，人民公社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安徽农民曾经流传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朴素的说法，记录了当时群众对粮食问题的切身体会。 1993年，万里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015年7月15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此时，安徽农村早已发生巨大变化，而那份改变命运的分田协议，仍被保存为小岗村改革历程中的重要见证。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