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三次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招生办老师愣了一下，在电脑前对着那串已经出现过两次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孩子，又考来了？” 同一个人，先后被复旦录取、被北大录取、被清华录取，又先后被两所顶尖名校劝退，最后再一次杀回清华，把毕业证和学位证扎扎实实拿在手里——如果不是有媒体报道、学校记录、当事人自述，很多人听见张非这个名字，第一反应一定是：这是不是杜撰出来的故事？ 但这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一个在四川广安长大的普通男孩，一个被贴上“高考钉子户”“四川考霸”标签，自己却苦笑着说“我其实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的年轻人。 张非身上最戏剧的一点在于：他既是让老师头疼的“问题学生”，也是当地光荣榜上的常客；他亲手把复旦、北大、清华踹在身后，又一头栽进网吧和游戏厅；他一次次摔得面目全非，却又一次次爬起来，抱着试卷重新坐回高考考场。 很多年之后回头看，才会发现，这一路的荒唐和翻盘，其实是一个少年跟自己死磕的全过程。 故事得从“中专生”这几个字说起。 2000年刚过完年，岳池中学高一教室里，关于“转来一个中专生，还被学校强制退学”的小道消息，已经在走廊里传了一圈。 站在最后一排的张非，听得见零零碎碎的议论，却懒得辩解。他知道自己这两年干了什么。 1983年，他出生在四川广安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老实人，认准了一件事：在那个年代，孩子只要能“读个书，有个铁饭碗”，就算出息了。初中毕业，他听从父母安排，考进了本地一所邮电中专——在不少小县城家长眼里，这算是“有单位、有前景”的好去处。 可惜，没人想到，中专对一个十几岁少年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专业难不难，而是“没人管”。 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次手里有了点零花钱，第一次发现网吧的门永远是开着的。老师又不像初中班主任那样盯得紧，作业马马虎虎交一交也没人追着骂。张非像突然被放出去的小兽，毫不犹豫一头扎进了游戏机房和网吧。 “那两年基本就是在游戏厅、网吧和宿舍之间来回跑。”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苦笑着回忆，“觉得自己特别自由，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没什么目标，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成绩当然是一塌糊涂。刚开始还有老师好言相劝，后来批评多了，他干脆连课都不去了。等到学校实在忍无可忍，退学处分下来，父母几乎要气晕——好端端一个中专生，竟混成了“被强制退学”。 但再生气，孩子还是自己的。骂归骂，哭归哭，最后张父还是四处托人，把他送进了岳池中学复读高一。理由很简单：还没成年，总不能让他出去打工，那就只能回炉从头念高中。 张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一身“不良中专生”的“名声”，坐到了岳池中学高一教室后排。 谁都没想到，这次转学，成了他的第一次“反转”。 张非后来回忆，那时候父亲跟他有过一次男人之间的谈话。内容不复杂，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就一句话特别扎心，也特别实在：只要你能考上好大学，以后爱怎么玩游戏怎么玩，老子不管你。 听起来像是一句“交换条件”，可对一个十六七岁、刚被退学打脸的少年来说，这句话其实更像低保线——你只要把这件事做成了，以后就有资格自己做主。 现实也确实给了他机会。回到高中课堂，张非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被他抛在脑后的语数外物理化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肯坐下来听、肯做题，他完全可以跟得上，甚至追得上。 没人逼他去上晚自习，也没人天天送他到考场。他就是有点较劲——既然之前已经“混废”了一次，这回总得做出点像样的东西来证明自己。 于是，教室最后一排那个“中专生”，悄无声息从吊儿郎当，变成了每天晚自习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到了高二，他已经稳稳站在年级前列，在老师眼里，是“有名校潜力的苗子”。 2002年，高考第一次来到他面前。 进考场前，母亲在旁边紧张得不停叮嘱“细心一点、不要粗心”，张非却偏偏转头看着父亲，说了句后来被多次提起的话：“男人要说话算话。” 那一刻，他心里想的不是“我要名校光环”，而是——那句“只要考上好大学，以后不管你玩游戏”的承诺。 高考结束，估分、查分，张非成绩出来后，很快得到了老师认可。那时四川的录取规则和分数线与现在略有差别，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分数不低，有实力冲一冲更高的平台。 填志愿的时候，他直接在第一志愿写了“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填了“复旦大学”。老师有建议、有犹豫，毕竟从岳池这样的中学冲北大，难度不小，可张非态度很坚定，没有修改。 后来，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不过来的是复旦。对普通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喜事，父母喜气洋洋，准备大摆宴席请亲戚。可张非看着那封来自上海的录取通知书，却突然冷静下来： “我想去北京。” 当时他既没去探究复旦和北大在哪些学科领域孰优孰劣，也没去做职业规划分析，他的想法很直白：我想去的地方是北京，想去的是北大。复旦并不在他心里设定的目标上。 在旁人眼里，这简直是“狂妄到没边的孩子气”：农村出来的娃，挑挑拣拣名牌大学，还看不上复旦？很多乡亲事后也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