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周围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共同度过了生命最后时刻。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享年八十二岁。这个消息没有立即公布，相关部门需要完成医疗记录、政治决策和全国通知等一系列工作。 那一年，中国已经连续承受了重大冲击。1月，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短短数月，国家接连失去重要领导人，华北又遭遇严重灾害，社会情绪本就十分沉重。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治丧机构，由华国锋负责有关工作。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中央还对战备、保密和社会秩序作出部署。重大消息公布之前，首都各部门已经开始准备悼念活动，广播系统也进入待命状态。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播音员夏青的声音传遍全国，许多单位随即停止工作，收听通知。工厂停下机器，学校暂停教学，街道上的人群迅速聚集到收音机旁。那一刻，消息才真正从北京抵达千家万户。 有位工人后来回忆，广播响起时，车间里没有人说话，手中的扳手也放了下来。农村的情形同样如此，田间劳动被暂时中断，人们回到队部或家中听消息。那句“毛主席逝世了”，在不同地方被反复转述，许多家庭把画像挂到堂屋正中，胸前别上黑纱。 悲痛并不只存在于城市。各地机关、学校、工厂和人民公社陆续设置灵堂，群众排队向遗像鞠躬。有人默默流泪，有人久久站立。老人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走了，国家往后怎么办？”这不是普通的追问，而是一个时代人物离去后，普通人对国家前途的本能关切。 9月11日起，毛泽东遗体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供各界人士吊唁。前来告别的人流持续多日，许多人从外地赶来，在北京街头排起长队。吊唁安排十分严格，工作人员反复维持秩序，既要保证群众表达哀思，也要防止现场出现混乱。 中国的哀悼很快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通讯社在消息发布后迅速发出报道，欧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报纸纷纷刊登相关消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是反殖民、争取民族独立潮流中的重要人物。 联合国方面也作出回应。联合国总部降半旗，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发表评价，称毛泽东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人物。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开幕期间，与会代表曾为毛泽东逝世肃立默哀。不同国家对他的政治立场未必相同，但很少有人否认他已经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国际格局。 各国吊唁方式并不一样。朝鲜安排全国哀悼，并组织群众前往中国使馆；日本有大量人士前往吊唁，有人带去茶叶和鲜花；非洲一些国家举行集会和纪念活动。法国、联邦德国等地，也有左翼组织举行追悼仪式。许多普通人未曾到过中国，却通过报纸和广播认识这位中国领导人。 有意思的是，苏联官方媒体的反应相当冷淡。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莫斯科报纸对毛泽东逝世的报道篇幅有限，政治表态也带有明显的对立色彩。不过，曾经在中国工作或生活过的苏联人中，仍有人私下表达惋惜。这种反差，正说明国家关系与民间记忆并不总是完全重合。 9月18日，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华国锋致悼词。天安门广场及全国许多地方同时肃立默哀，汽车、火车和工厂汽笛相继鸣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9月9日并不只是一个消息发布日，它还标志着一个长期由毛泽东作为核心人物的政治时代，正式走到了重要转折处。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