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研究团队确认，在福建政和县发现的一种侏罗纪动物属于鸟类，却拥有短小的前肢、强烈弯曲的第二趾等不同寻常的特征。它并不像人们熟悉的早期鸟类那样，表现出明显的飞行适应，而更可能是一种能够在陆地奔跑、捕食的地栖鸟类。这项发现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因为中国又找到一种古老鸟类，更因为它触及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科学问题：鸟类刚刚出现时，是否就已经沿着飞行这条道路演化？ 这只被命名为“杨源……”的原始鸟类，体重约821克。研究团队综合身体骨骼形态和系统发育分析，确认它属于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它的头骨同时呈现伤齿龙类的典型特征与原始鸟类的特征，足部还保留了恐爪龙类特化的第二趾。这种复杂的身体结构，让它很难被简单归入人们熟悉的鸟类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材料中的物种名称存在字符缺失，因此不宜擅自补全其正式中文名。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的核心意义：一件化石能够提供的价值，并不只在于确认一个新物种，更在于它能否动摇既有解释，迫使研究者重新审视生命演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飞行被认为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变化的重要力量。沿着这套解释，体型缩小、羽毛复杂化、前肢延长，都可以被理解为适应飞行的演化趋势。 始祖鸟及其他中生代鸟类化石，为这种认识提供了重要依据。当前肢逐渐形成翅膀、羽毛承担起新的功能，恐龙向鸟类的演化似乎呈现出一条相对清晰的方向。 然而，演化并不是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推进的。生物不会因为未来需要飞行，就提前把身体塑造成适合飞行的样子。自然选择发生在具体环境之中，能够帮助动物觅食、逃避天敌、繁殖后代的特征，都可能得到保留。飞行可以是一种重要的生存优势，却不意味着它在鸟类起源的每一个阶段，都拥有压倒其他生存方式的力量。 杨源……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它的前肢明显短于后肢，肩带结构也显示其不具备飞行能力；弯曲的第二趾则提示，它可能拥有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 研究团队认为，它更接近地栖鸟类与失去飞行能力鸟类的演化区域，可能是一种适应陆地生活的食肉性鸟类。研究人员没有完全排除它能够短距离滑翔的可能，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将飞行视为它最主要的生存方式。 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简单地把它称为“不会飞的鸟”，而是它出现的时间和演化位置。按照研究团队的分析，它晚于始祖鸟，却早于其他已知中生代鸟类中的许多类群，是最原始的鸟类之一。换句话说，在鸟类身体构型尚处于形成和分化的早期阶段时，已经可能出现了与飞行路线不同的生态尝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项研究的价值超出了发现新物种本身。此前，侏罗纪鸟类化石记录十分有限，许多关于典型鸟类身体结构如何形成的问题，缺少足够的直接证据。研究者能够观察到的，只是演化历史中保存下来的部分片段。 当样本不足时，某种形态出现得频繁，就容易被理解为普遍规律；某类化石长期缺席，也容易让人误以为相应的生物类型并不存在。 化石记录的空白，不等于真实历史中的空白。杨源……的出现，正提醒人们，过去看似单一的演化路线，可能只是证据有限条件下形成的认识。它不是推翻飞行在鸟类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修正飞行曾经被赋予的过度解释力。飞行依然是鸟类历史上的关键创新，但早期鸟类并不必然全部朝着更强飞行能力发展。不同的身体结构，可能对应不同的生态位；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可能在同一演化阶段并存。 这一点对于理解生物演化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演化并非一场所有物种共同参与、最终奔向同一终点的竞赛。地栖、树栖、水栖、奔跑、捕食与飞行，都可能成为不同生物探索生存空间的方式。 某种特征后来成为主流，并不意味着其他路线从未出现，更不意味着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胜出。今天的鸟类拥有丰富的形态与习性，背后可能经历过比现有化石记录所显示的更加复杂的分化。 中国团队的发现，也离不开长期、细致的野外工作。为了填补侏罗纪鸟类演化的证据缺口，研究人员在福建开展综合调查，过去4年里累计进行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2024年8月，团队在政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附近发现特殊标本，随后通过深入研究，才逐步确认其身份。化石的价值并非在出土的一刻就全部显现。发现只是起点，如何从有限的骨骼中辨认形态、建立亲缘关系、推断生活方式，才是研究真正困难的部分。 政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综骨的政和八闽鸟，以及尾巴缩短、体型娇小的不虞政和鸟。 如今，新的地栖原始鸟类又为这幅图谱增加了重要一笔。这些化石共同说明，恐龙向鸟类演化的早期阶段，可能已经存在丰富的生态差异。福建的地层因此不仅保存了古生物的遗骸，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演化分化过程的珍贵窗口。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