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话说2011年初，我写了一篇长文《秦国是怎样崛起的》，发表在山东人民社主办的《历史学家茶座》上。当时，与责编王同学的想法是，写十篇反思历代改革的长文，合为一书，就叫《理想的灾难》。 商鞅外，还写了桑弘羊，王莽，二王八司马，范仲淹，王安石，这些文章，也都发表在《历史学家茶座》上。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一读。 不过，张居正写到一半时，因要养家糊口，就接了部肥皂剧。更重要的是天气不太好，就成了半截子工程。 希望以后有机会续完。 至于写商鞅这篇，好像在公号和博客推过。 这里就不展开谈，只讲讲商鞅在告密方面的创举。 2、 告密这东西，比四大发明还要早，我估计，恐怕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不过，多少年来，大家都知道那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人行径。就像我的朋友蒋胖子调戏妇女，做得，说不得，更不好拿出来炫耀。 直到商鞅闪亮登场，把告密写进法律，一瞬间亮瞎了秦国人的钛合金狗眼。 商鞅时代，社会急剧动荡，天下风云四起。当时，春秋时期的几百个方国，只余下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大诸候和中山、宋等十几个小国。春秋时大师辈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延至战国，已极剧萎缩。 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像老子、孔子和庄子那样追求形而上的思想，而是热衷于能够迅速获取功名的权谋之术。 商鞅通过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有人说是太监，有人说人家鸡鸡还在呢——景监，得到秦孝公重用，进行了著名的商鞅改革。 3、 改革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两个字：农、战。手段则有三个：愚民、辱民、穷民。（不展开，请打开《商君书》和《史记》自学）。 其中，关于鼓励告密，是这样的： 商鞅“重刑而连其罪”。也就是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实行常年性严打，并建立连坐制度。 商鞅的连坐制度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五家称为伍，十家称为什。伍与什实行连坐――只要这五家或十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其它无辜者都得疼脚连着好脚，一并接受处罚。 在伍什之内，民众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如果发现奸人而不告发的，处以腰斩；积极检举揭发的，予以重奖。 对商鞅的这一政策，我在八年前的长文里长叹一声：“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策下，当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亲族之间也因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而统统沦为潜在的告密者，每个人都不得不充当国家的不花钱的特务时，其人格的卑下、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 与鼓励告密相映成趣——准确地说，是相映成惧——的是另一条：任用奸人。 商鞅认为，“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意思是说，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会敬畏法律。 商鞅变法的诸多条款中，这条最令人费解。按常识，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良民总要比奸民好，为什么商鞅却认为要重用的不是良民而是奸人呢？ 其实，联系到连坐制度就能明白：具备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况下，大抵不愿去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诚如是，则连坐制就很难推行并见成效。 与此相反，长期处于卑贱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奸人，在面对以官爵作奖赏的政策时，他们见不得别人——这别人，有可能是邻居，有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亲戚或兄弟——的过失，如同苍蝇见不得血腥。 当奸人得到重用，他们必将以一百倍的热情去监视他人。去告密，去检举，乃至精心构陷。 这一措施的副产品是：一旦心地善良可能成为贾祸之由，而检举揭发却能升官发财，谁还会在意什么良知啊道德之类的鸟玩艺儿？ 4、 商鞅的改革，让秦国在极短时间内国力大增，并为后来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这也使后世君王对商鞅兴致勃勃。而在功利者看来，商鞅的改革显然很成功。 商鞅之前，秦国地处偏远，文化落后，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就是说，国际上根本不把秦国视为平等成员，而是看作未开化的野蛮人部落。 贾谊认为商鞅变法，乃是“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这时候，秦国在人性和文化方面与东方诸侯的距离，不是缩短了，而是更远了。 借用我那篇长文的说法，那就是：“商鞅的改革措施，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富强，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灾难。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要想暂时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将害命。——秦始皇时代，秦国施行的仍然是商鞅当年的基本国策，它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究其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药过于生猛，一个正常国家，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猛药。” 5、 秦孝公死后，被商鞅修理过的太子即位，商鞅也就走到了末路。 商鞅的出逃堪称黑色幽默：逃亡途中，商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馆——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是废除旅馆，这家还在营业的，估计是特许。 旅馆服务员不认识商鞅，要求商鞅出示身份证——那时候叫做验。如同丧家犬的商鞅压根儿就没把验带在身上。服务员于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