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查出来那天，是我陪她去的医院。 她闺女在外地，儿子在省城，都赶不回来。她敲我家门的时候手里攥着那张体检单，说“小陈你帮我看看，上面写的啥”。我接过来看了一眼，肝部占位，建议进一步检查。那些字我认得，可我没敢说。我说“大夫咋说的”。她说“大夫让我去大医院再查查”。我说“那我陪你去”。 我们坐公交车去的，倒了两趟。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搁在膝盖上，指头微微蜷着。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她看了一会儿，说“小陈，你说我这个是不是不好”。我说“别瞎想”。她说“我没瞎想。我身上我自己知道。最近老觉得累，吃东西没味，后背还疼”。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到了医院，挂的肝病科。大夫问了一堆，开了几张单子。她去做检查的时候我坐在走廊里等。走廊里人来人往的，有哭的，有笑的。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看着对面墙上贴的健康宣传画。画上印着一颗红色的肝脏，旁边写着“早发现早治疗”。那几个字我看了很久。 结果出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了。大夫把我叫进去，说“你是她家属？”我说“我是她邻居”。大夫看了我一眼说“最好通知她家属来”。我说“你跟我说就行”。 大夫顿了一下说“肝癌晚期，已经扩散了。做不了手术了，化疗意义也不大。大概还有三个月到半年”。我站在诊室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诊断书。纸薄薄的，那些字黑乎乎的。大夫又说了一遍“通知家属吧”。我说“行”。 从诊室出来的时候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着。她看见我出来，抬起头看着我。那目光很平，跟平时一样。她说“咋样”。我说“不太好”。她说“咋不好”。我说“大夫说情况不太乐观”。她说“那是啥意思”。我说“就是……不太好治”。 她看着我，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就是癌呗”。我没说话。她“哦”了一声。就一声。然后她站起来说“走吧，回去”。她走在我前面，步子不快不慢的，下楼梯的时候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踩实了。 那天晚上我给她闺女打了电话。她闺女在电话那头哭了，说“我明天就买票”。她儿子也说“我请假回去”。可他们第二天都没回来。闺女说“项目走不开，过两天”。儿子说“领导不批假，下周”。 她坐在我家沙发上听着我打电话，端着那杯我给她倒的水，慢慢喝着。挂了电话以后我说“他们过两天就回来”。她说“不急，我还能撑几天”。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上弯了一下，那个笑很短。 那以后她没去医院。她说“不去了，折腾啥”。她闺女转了钱，她收了，也没花。她儿子打了电话来，说“妈你想吃啥就买”。她说“没啥想吃的”。 她每天还是照常过日子。早上六点起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着楼下那棵银杏树。然后下楼买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坐在楼下花坛边吃。吃完了绕着小区走两圈，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下午睡个午觉，醒了以后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晚上早早关了灯，躺在床上听故事。 她不怎么提自己的病。偶尔有邻居问她“你最近咋样”，她说“挺好”。人家问“你那个病看得咋样了”，她说“还那样”。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不悲不喜的。 有时候我坐在她旁边，她会跟我说几句话。她说“小陈，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养大了两个孩子，给他们成了家。我对得起他们了”。她说“我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过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我也没麻烦过谁”。 她说“我走以后，这房子留给我闺女。她日子紧，比她哥难”。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在交代一件早该办完的事。 有一回我问她“你怕不怕”。她坐在阳台上那把旧藤椅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膝盖上。她想了一会儿说“不怕”。她说“我小时候怕死，年轻时候也怕。后来我老伴走了，我一个人过了这些年，慢慢就不怕了”。 她说“人这辈子，该吃的苦吃了，该享的福享了，该办的事办完了。剩下的就是等着。等到时候了就走了，有啥好怕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就落几片下来。她看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有点舍不得”。我说“舍不得啥”。她说“舍不得这棵银杏树。我搬来那年它才那么细，我一把就能攥住。 现在它长这么粗了，我两只手都抱不过来。我每年看着它发芽、长叶子、黄了、落了。看了二十多年了”。她停了停，说“以后看不到了”。她说完这句话没有再说什么，就那么坐着。阳光从她膝盖上慢慢移走了，落到地板上，又慢慢暗下去了。 她走的那天晚上很安静。她闺女守在她床边，攥着她的手。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两只手搁在外面。她的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嘴唇微微张着。她最后那几口气很轻，一下一下的，越来越浅。她闺女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听见她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什么。 她走以后，她闺女在屋里收拾东西。她床头柜抽屉里搁着一本存折、一张房产证、一张她和老伴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1978年，结婚”。存折上的钱不多，五万多，是她这些年攒的。房产证是她的名字，准备过户给了闺女。她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都弄好了。她闺女攥着那本存折，蹲在地上哭。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棵银杏树。叶子快掉光了，只剩下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