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当一个普通人站在国家公权力面前时，他仍然相信——只要证据出了问题，程序就会重新打开；只要事实有疑问，就有人愿意重新核对。 撰文 | 杨雄 出品 | 新史记Recorder 一桩金融高管受贿案，一审判了十二年。 判决作出之后，几份此前辩方多次申请调取、却始终没有拿到的材料，进入了二审卷宗：包括留置期间的书面材料、申诉信、留置日志，以及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无罪供述。 与此同时，被告家属称，已经向多个部门寄出三千多封举报、控告信。 耐人寻味的是，这起刑事案件还与一宗标的约7亿元的金融民事纠纷发生了交叉。上海高院在相关民事案件二审中已经裁定中止诉讼，并表示需要等待监察调查及刑事案件结果。 事情到了这里，真正值得讨论的，已经不只是“党均章到底有没有受贿”。 更重要的问题是： 如果一份可能影响定罪的证据，在一审结束之后才进入卷宗，那么司法究竟是在审理事实，还是在等待事实赶上判决？ （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判决之后，证据来了 根据刘虎等公开报道，党均章案一审认定其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企业提供帮助，并分五笔收受财物共计折合798万元，其中24万元未实际取得，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这些事实是否成立，应由法院依据证据作出判断。但案件进入二审后，一个程序问题突然浮出水面：报道所称的一批留置期间形成的材料，此前并没有出现在辩方能够取得的一审卷宗中，却在一审宣判之后进入了二审卷宗。 据报道，其中包括党均章留置期间写下的《自绝书》、两封申诉信、百余页留置日志，以及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无罪供述。 辩护方此前曾申请调取这些材料，而一审法院最终以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暴力或者威胁取证为由，对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未予支持。 于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出现了： 如果这些材料早已存在，而且可能涉及供述形成过程、非法取证以及被告是否认罪等关键事实，那么为什么没有在一审阶段完整进入法庭的视野？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程序问题。 刑事审判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结论跑在证据前面。因为判决不是一次考试，卷子交上去以后才发现还有几页答案忘了装进去。对于普通民事纠纷而言，一份迟到的文件可能意味着补材料；但对于一个被判十二年的人来说，证据的迟到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 更何况，现行《监察法》已经明确规定，严禁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对讯问等重要取证活动，也有同步录音录像等程序要求。 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已经意识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人在强制调查环境中的供述，必须留下可以被事后检验的痕迹。 因此，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党均章喊冤有没有道理”，而是那些能够验证其说法的原始材料在哪里、什么时候进入程序、为什么此前没有进入，以及这些材料究竟能不能经得起法庭的交叉检验。 法律不能靠声音大小决定真假，也不能靠谁先写进判决书决定事实。 2、司法不能把真相押在一张嘴上 这起案件另一个受到关注的地方，是证人陈述出现变化。 据报道，一名被指控向党均章行贿75万元、其中24万元未实际支付的证人，在二审阶段主动联系党均章家属，称自己此前并未作出相关请托和行贿陈述，相关款项属于投资顾问费。 辩方称，该证人还表示自己在调查期间受到压力，并由律师重新制作笔录提交二审。 这些说法目前仍然只是相关人员及辩方提出的说法，不能因为“翻供”两个字出现，就直接认定此前供述虚假，也不能反过来认定后来陈述一定真实。 但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现代刑事司法越来越依赖客观证据。 一个人的记忆可能变化，态度可能变化，利益关系可能变化，甚至可能在不同压力下说出不同的话。可是资金流水、聊天记录、合同、会议记录以及讯问录像，却能够把一个人的叙述放回具体的时间线上。 所以，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把不同版本的供述摆在一起，把形成过程查清楚，再用客观证据逐项核对。 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真正存在的意义。 它不是给犯罪嫌疑人发一张“免死金牌”，更不是要求司法机关相信每一份申诉材料；它真正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国家拥有强大的调查权，因此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证据是怎样产生的。 如果一份口供是在正常程序中形成的，为什么不能通过录像、笔录和客观证据证明？ 如果存在争议，为什么不能让原始记录接受检验？ 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比在舆论场上争论“谁看起来更像坏人”重要得多。 因为刑事司法不是文学创作。 它不应该靠人物性格判断剧情。 3、500万元背后站着7亿元 如果只有一桩受贿案，公众讨论可能很快会回到一个问题：798万元究竟是不是受贿。 但这起案件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还因为它与另一宗标的约7亿元的金融纠纷发生了交叉。 公开报道显示，2016年，美吉特等机构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产品，2018年相关产品出现风险后，邮储银行等机构提起诉讼。 上海金融法院此前一审判决认定构成欺诈发行，并判决邮储银行获得约7亿元本息赔偿，相关证券机构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