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巴克森德尔在《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中提出“时之眼”这个概念，在巴克桑德尔看来：观看从来不是纯粹生理性的“看见”，而是被训练出来的。一个时代的知识、经验、技术、制度和情感结构蕴含着独特的观看方式，只有回到历史原境才能够真正观看。 如果我们把“时代之眼”移到《神探之痕迹》中就会发现影片的最大价值并不只是改编真实案件，也不止于讴歌英雄，而是真切的让创作者和观众回到了真实的历史原境中，以“物性”的力量作为观看的证据，从破案的过程拼贴出历史原境的面貌，从而将主旋律的表达与商业类型的逻辑弥合为一体。 《神探之痕迹》剧照 刑警王卫国（陈明昊 饰）、痕迹专家崔寻（张译 饰）、法医黄仁德（马丽 饰） 直面中国刑侦技术的短板 “时代之眼”的第一重眼光是创作者的眼光。 对于创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重建特定时代的刑侦条件。因此如何还原历史原境是影片成败的关键。在突出痕迹专家崔寻的同时，电影设置了与之搭档的法医黄仁德和刑警王卫国，构建了一个相互搭配、彼此冲突且最终和解的人物关系，而推动这个人物关系层层递进的正是无法回避的刑侦技术。 这正是“时代之眼”所蕴含的第一层含义：直面中国刑侦技术的短板。 《神探之痕迹》没有把刑侦工作拍成无所不能的技术秀，也没有把困难处理成英雄主义的装饰，而是让物质条件、制度环境、技术水平与人的局限性同时显影。 正是因为指纹被破坏，牙痕才成为了最有价值的线索，正是因为缺乏证据，指甲盖才成为了判断真凶的关键。创作者精心选择的四则案件不仅因为其轰动全国，更重要的考量是因为具有典型年代的典型特征。 《神探之痕迹》预告片截图 四则案件充分反映了中国刑侦技术的突飞猛进，更反映出这种进步和突破的背后付出的心血。从70年代的技术人员短缺、实验材料有限到新时代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和监控设备，中国刑侦技术的进步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的，是与时代同步相适应的，是巨大的历史代价。 这是崔寻的历史，也是中国刑侦的历史。 于是，主创者在典型的历史原境中完成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把重压下每一个人的挣扎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把破案压力具体显现在每一位参与的公安干警上：一枚牙痕、半枚指纹、一段纤维、一处爆炸残片，都成为通向真相的窄门。 “最后一分钟营救”不是人为设定的结果，而是实证完成的说明；破案并不意味着曲终人散，而是又面临着新的疑问。这些真实的案件不仅诉说着崔寻、黄仁德、王卫国等老一辈人民公安的责任和伟大，也诉说着科学精神在刑侦技术中重要性。 《神探之痕迹》预告片截图 崔寻的“眼”不是超能力，而是被时代训练出来的专业之眼；黄法医的“眼”也不是抽象的科学之眼，而是在具体条件中形成的法医判断。痕迹鉴定是科学的求证，“神探传奇”是重复且耐心的“技术劳动”。 正是这种耐心成就了主创者的匠心，也使得《神探之痕迹》成为了一部高概念的“吸引力电影”。 当观众既是观看的主体，也是破案的主体 “时代之眼”的第二重眼光是观众的眼光。 《神探之痕迹》训练着观众的观看视角，它改变了传统刑侦片的观看爽感。爽感并不是依靠激烈反转、人物冲突形成的，相反爽感是观看的沉浸静默，情感的缓慢释放，情绪的最终爆发，是无声胜有声的全过程。 《神探之痕迹》所选择的四场案件无一例外要求观众必须沉浸才能完成破案的探险，而这个过程是被崔寻的眼光所带领的。换句话说，是崔寻的眼光牵引着观众的眼光，观众既是观看的主体，也是破案的主体。 《神探之痕迹》剧照 老年崔寻（李雪健 饰） 《神探之痕迹》不仅引领着观众的眼光，还激发着观众的想象力。 《神探之痕迹》之所以是一部特别的电影，其特别之处即是在于它一方面采用了悬疑片的类型特征，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完全地道的主旋律电影，因此，如何弥合悬疑片和主旋律这两种不同风格是电影创新中最为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沉浸的观看牵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使得英雄的行为令人感动，那么奇异的想象则是类型化的典型写照，它诠释了英雄如何行动以及为什么行动。这也正是寻找母亲的戏份多次闪回的原因所在，正是在寻找母亲的奇幻想象中，崔寻的灵感得以迸发，观众的共情得以实现。 自然，影片中还有一些情节的想象是半闭合状态的，就像王卫国的死一样令人疑惑，观众同样也会发出这样的联想，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久经考验即将退休的公安干警选择了死亡？ 想象力不仅作用于电影中的情节，还作用于电影中的结尾。就像陈思诚的其他电影一样，有且总有一个故事会持续下去。《唐人街破案》有着从泰国、日本到美国的续集，神探也有着从痕迹到弹道的转变，想象力延续着神探的类型化探索，使得主旋律在商业类型电影中的变化更为自然。 这种弥合的努力不仅是中国青年导演的进步，也是中国电影观念的进步。 《神探之痕迹》剧照 年轻观众借此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时代之眼”的第三重眼光是认识当代中国。 对于越来越年轻的中国电影观众来说，《